对执法进行全过程记录，是加强公安执法公开度和规范化的重要内容之一。十八届四中全会《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中，明确提及建立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。2015年以来，公安部也提出要求，各级公安机关实现对执法活动的全程记载，确保所有执法活动都可回溯式管理。
然而，过去对这一规范性的要求，主要停留在制度层面，相对缺少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规制，加上各地的执行力度不一，导致人们对执法过程的公平性产生了一些质疑。一段时间以来，发生了多起与警察执法有关的案件，执法记录仪的问题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。正因此，提出必须视音频记录的硬性约束，对进一步规范公安执法具有示范性意义。
不可否认，出台这一规定，一方面是因为人民群众这方面的法治意识在提升，社会舆论的监督也随之加强;另一方面，也是为了防止执法过程中的权力滥用。然而，我们更应当跳出冲突视角，全面看待这项规定出台的意义。
从当前中国的发展阶段来看，风险社会已成基本特征。这一阶段涌现的新矛盾、新问题，让公安执法服务客观上存在一定的扩张需求。而这方面的扩张，需要以执法的规范性来平衡，通过公开透明度的提升，合理限制警民双方行为、维护双方权益。从这个角度讲，强化视音频记录，首要目标是保护执法所涉事实。在现实的司法裁判过程中，只能拿证据说话。在不可逆的执法过程之后，通过执法记录仪现场固定的证据越充分，越有助于公众还原当时的事实，减少不必要的猜疑与冲突。
当然，执法记录仪再客观公正，也是拿在人手中，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天然地占据一定的优势地位。视音频记录下的事实，对于防止警察权力滥用、维护相对人权益的作用，自不待言。然而，只要警察执法在合理的限度之内，这对他们同样也是一种保护。规范执法和保障警察权益，并不冲突。去年《刑法修正案(九)》中设立“袭警罪”，正是出于对警察权益保护的考虑。
从当前的现实看，这一规定在维护社会公正、搭建警民沟通渠道方面的效果，还会大于对警察权力滥用的限制。一份近期的调研报告显示，关于社会矛盾的来源，百姓日常纠纷所占比例高，约为64.5%，而警察滥用职权引发的社会矛盾，所占比重却相对较低。另外，89%的民警认为，警察权益受损，与公安执法能力的削弱“有直接联系”，认为“不影响”的仅占3.7%。让现场执法视音频记录规定落到实处，还需要不断出台一些配套措施，促进当事人合法权益和警察正当执法权的平衡。
完善公安执法权力运行机制，不仅要解决执法不严格、不规范、不公正、不文明等突出问题，更重要是确保执法权力在法治轨道和制度框架内运行。只有包括警察和公众在内的全社会，对执法文明形成更多共识，才能共同推进我国的法治化进程。
盛昌警用